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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来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9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客观而言，如果从个体选择来看，“未富先懒”或许是一个伪命题，将其加诸于任何一个群体身上都不妥当。一来，每个人具体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矩，便是个人自由，旁观者既无需苛责也没必要担心;二来，由侧重于体力劳动的付出到智识的比拼，“勤”与“懒”的衡量标准也早已非泾渭分明;其三;开放时代，能够完全依赖个人的财务条件，选择各自的生活，正是社会多元化与自由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公共语境下所谈论的“未富先懒”话题，显然更倾向于指整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风貌，或说国民心态。那么，在社会层面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未富先懒”?2009年十月《新周刊》以此为主题的封面报道，或许即展现了一种最初的问题意识，该报道的副标题——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为理解“未富先懒”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

　　正如报道所援引的学者所言，“未富先懒”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而是要审视，当下的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以此对应，整个社会层面“未富先懒”心态的流露，其实与大背景下的社会制度诱导和资源分配格局密不可分。其中最关键一点即是机会公平的问题。譬如就社会成员的上行通道来看，近年来，包括诸多公务员招聘黑幕引发的公平焦虑，户籍制度衍生的权利差距，区域发展失衡引发的资源过度集中等等都大大提高了阶层流动的成本，催生出一种社会性的挫败感，自然令相当一部分人只能被迫自外于时代的竞争横流，强化“平庸”心态。

　　必须看到，所谓“先懒”，其实并非指满足于“未富”状态，而是在社会资源的攫取难度面前，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勤”的机会被压制了。这其中重要一点即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足够开放。当前，各级政府将简政放权改革摆在突出位置，恰恰说明，权力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还比较强，不仅无法让社会资源得以无障碍的公平流动，还在无形中强化“赢者通吃”的板结效应;与此对应，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还有待加强。这样一种资源分配格局下，社会活力被抑制，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红利的释放，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社会成员竞相迸发精神面貌的出现，还需要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完善的公共产品配置来撑腰。以降低人们对于拼搏风险的疑虑，免除奋斗的后顾之忧。譬如囿于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异，一些底层群体显然难以做到轻装上阵。再譬如，高房价，成为压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肩头的大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求“稳”的心态便会被强化。

　　当“未富先懒”指向个体时，它或许是一种被夸大的事实。但在社会层面，它又确实指向社会活力不够的真切现实。这种活力不足，并非指道德意义上的甘于平庸与沉寂，而更多体现为社会转型期，一些改革的不到位，导致制度对于社会成员创新、拼搏的牵引作用不够，归根结底，即是“人人出彩”的机会与权利还未能公平兑现，一些制度对于“人”的解放还不够，束缚着“理性经济人”的拳脚。值得一提的是，在10日召开的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李克强提出，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有自主创业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精神蔚然成风，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此可谓缓解“未富先懒”的对症药方之一。(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