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份，实则人人无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改的就是这个。”上海市郊闵行区九星村原村党委书记吴恩福对半月谈记者这样说。他所在的村，17年前就起步探索这一改革。
“人人有份，实则人人无份”，其实质就是集体产权的不明晰。上海市农委人士说，这就像一扇挡在农民和集体资产之间的“玻璃门”。改革就是要消除这扇“玻璃门”，让农民面对集体资产，不仅看得到，而且“摸得着”，能够共享资产的收益。
“急不得、慢不得”
对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吴恩福的最深体会是“六个字”：“急不得，慢不得”。
“慢不得”，是对改革而言。经过多年发展，村镇集体积累了巨额资产。这份资产如果继续产权不清，管理缺乏透明度，农民就会疑惑；一旦发生资产流失问题，势必形成农村的不稳定因素。“急不得”，是对于具体操作而言的。这个改革“太复杂了”，没有亲身经历过，就无法切实体会到。
吴恩福给记者看改革时设计的一张农龄统计复核分析调整单。他说：“这张表格实在应该申请专利。这里面考虑了农民各种各样的情况，包括共性的，也包括个案的。”单单农龄统计这一项基础工作，就要对应多少历史情况、家庭情况甚至是“千奇百怪”的特殊情况，还要经过反复核查、张榜公示、签字确认等手续和程序。
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说，目前在大城市郊区，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有了新型合作经营的内在要求，方向是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牵涉农民的财产利益关系，是一种“利益确认和再调整、再平衡”的过程，所以试点探索的基本规律是各方互动、认真谋划、谨慎推进，千万“急不得”。
上海在全国较早探索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资产以股权形式量化到人，并按股进行收益分配。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再加上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形式也不断创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改制形式上，目前沪郊的试点地区已由存量折股型为主，逐步丰富为存量折股型、增量配股型、土地入股型等多种形式并存。
在登记形式上，由有限责任公司为主，逐步发展到社区股份合作社，正在探索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等登记形式。在改制层面上，由村级集体经济改制为主，逐步拓展为村联合改制、镇村共同改制、镇级改制等多个层面。
不能简单地“一分了之”
吴恩福不同意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简单归结为“分资产”，更不能“一分了之”。改革了，但集体经济不能“散伙”。
九星村没有搞土地出让这样的“一锤子买卖”，而是守住村里的集体用地，“不建洋房建厂房”，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留下最为珍贵的土地资源。随着上海近郊的深度城镇化，九星村在土地和厂房资源的基础上开办后来在全上海都有名的“九星市场”。目前入驻的五金、灯饰等商户超过8000家，去年销售额超280亿元。
对上述做法，吴恩福形象地称之为“种砖头”。他说，过去农民种地，一茬又一茬。如今在土地和厂房资源的基础上经营市场，就像是“种砖头”，也要一茬接一茬，让村级经济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村民在其中所享有的份额更明晰，也能“一茬又一茬”，建立村民财产性收入的长效增收机制。但如果“一分了之”，还怎么谈得上这些？
上海市农委人士也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归根结底是清产核资、产权明晰，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每个成员的合法权益，在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过程中，让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从这个根本上来说，资产量化、股份到人，就是要保障农民的长期收益权。简单地“卖光、分光”，只能是短期收益，谈不上长期收益权，农民难以共享经济社会长期增长的效益。
记者在沪郊城镇化程度较高的闵行区了解到，就算是一些已经撤村的地区，在集体产权改制过程中，选择以入股形式兑现量化资产的村民还是“大头”。毕竟，选择现金兑现，难以获得长期收益。
当前，上海的探索还在深化。孙雷告诉记者，上海已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主，向探索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改革试点推进。在率先尝试乡镇一级集体资产产权改革的松江区，去年已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开。
改制后村干部
“请人吃饭也要多考虑考虑”
在采访中，闵行区农委相关负责人王彩仪说，凡是经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都有一个可喜现象：干部“请客吃饭，需要多考虑考虑”。因为村里的招待费在村民监督之下，没有理由地花，到时候就难以交代。
上海市农经站站长方志权说，农民信访，一般都集中在土地和集体资产处置的问题上。从治本角度来看，只有明晰产权、明确主体，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民主自治权利，才能有效预防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连在一起的。
从上海的探索实践中可以感受到，至少有三个关系，需要始终关注和把握：一是政府推动和村民自治的关系。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同时也一定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大多数成员的意愿，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使改革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觉要求。
二是成员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改制后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按份共有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既对成员（股东）利益负责，又对地区集体经济发展负责。改革后的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加快形成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要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让成员共享改革的收益和成果。
三是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从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来整体谋划和推进。
产权制度改革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组织应发挥各自职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新的集体经济组织要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集中精力从事集体资产的经营和管理。（《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11期，记者 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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